如果那年的高考也能推迟一个月

坐地铁去上班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微博。
 
看到一条消息：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高考推迟一个月。
 
我的手指愣在屏幕上，看了看地铁玻璃门中的自己，突然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
 
而这些事，几乎都和一个人有关。

那个人是我前桌，长得很高，之所以坐我前面，纯粹是因为视力不好。
 
他不驼背，坐姿却懒散得很，习惯用一只手撑着头，分不清楚是在听课还是打盹。
 
班主任每次看到都说：“看看你怎么坐的？”
 
有次我也没忍住问他：“你干嘛每次都这个姿势，桌子也东倒西歪。”
 
他看了我一眼说：“拜托，我是为了不挡住你看黑板，才故意这样的好不好。”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的统考倒数，班主任脸色很差。
 
一进来，看到黑板没擦，更是脸一沉：“今天到谁？”
 
旁边的同学用眼神示意我，我才慌忙起身。
 
他看到我的动静，不知道为什么，也站了起来，用自己的身高挡住我。

还把手背到后面做手势，让我坐下。
 
这个举动跟《那些年》里，柯景腾宁愿受罚，也要把课本给沈佳宜的情节很像。
 
只是当时的我还不懂，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少年气”。
 
现在想来，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
 

 
那个年纪的我们，没有什么“确认关系”的概念。
 
对一个人的喜欢，更多地落在了“想和对方上同一个大学”的想法。
 
所以原本想考深大的我，在瞥到他桌上贴的便利贴写着广大的时候，也悄悄改了自己的志愿。
 
但对于成绩不好的我来说，广大也充满了压力。
 
他看我太焦虑，拉着我装病请假溜出学校，坐了三个钟头的公交车，去了离我们最近的海边，大亚湾。
 
双脚踩在沙滩上的那一刻，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了。
 
从大亚湾回来，我的心情的确舒缓了不少，但他的座位却空了。
 
刚想偷偷发短信问他怎么没来，班主任就走上讲台，严肃地跟我们说：
 
“我们班的阿海得了肺结核，要住院，不能跟你们一起上战场了。”
 
“还有三天，你们千万不能生病啊，否则就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十六七岁的命运是那么容易被改写的。
 
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意外，就被推向了分岔口的另一边。
 
后来，班主任让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他在高考前一天，帮我们带去高榜山祈愿。
 
很多同学都在纸上写，祝自己如愿考上理想大学。
 
而我当时写的是：希望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这样他应该就能赶上了。
 

 
我没想过那个稚气的愿望，会在另一个时间点，以另一种方式实现。
 
不过这一切都太晚了，我们早已被推进了不同的路口。
 
没能如愿考上广大的我，辗转几个城市，还是来了广州工作。
 
至于他，除了听别人说复读了一年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
 
直到年前的一次小型同学会，我才再次看到他。
 
还是很高，在人群中很好认出来。
 
只是当他走过来跟老同学寒暄，熟练地递名片，问对方：“来支中华？”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不仅是他，每个人都在时间的鞭挞下，丢失了些许眼里的光。
 
那晚快散场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跟我互加了新的联系方式。
 
刚回到家就收到他的消息：“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短短几个字，轻松撬动了我的记忆。
 
但我还没酝酿好情绪，他就先一步打破了我的想象。
 
“听说你在广州工作，打算买房嘛？我手上有不少好房源。”
 
“如果你身边有人买房，也拜托你推荐一下了，就当帮帮老同学。”
 
我愣了很久，才回了句：“好的。”
 
在此之前我想过很多次，我们的故事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结束。
 
而我万万没有猜到，对话框里的那一堆房源链接，就是我和他这段关系的句号了。

 
回到家后，我重温了《那些年》这部电影。
 
虽然它的结局是，柯景腾打扮成大人摸样，参加了沈佳宜的婚礼。
 
但在我心里，它有另一个结尾：
 
那天雨下得很大，沈佳宜对着他喊：“大笨蛋。”
 
柯景腾喊回去：“对啦，我就是笨蛋，才会追你这么久。”
 
这就是我认为的《那些年》的结局。所有后来的重逢，他们都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他们。

就像我一直觉得，我和他的终点，并不是在那场令人唏嘘的同学会上。
 
而是高考前我跟他逃课到海边时，我就海浪的起伏声问他：“你考完试最想干嘛？”
 
“没想好诶，可能会跟你表白吧。”

他回头瞥了一眼我的反应，马上补了句：“假的啦。”
 
那一天海边的风很舒服，我们照常嬉笑打闹，以为只是人生中平淡无奇的一天。
 
但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